陈金龙曾在1996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上撰文指出,直到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才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陶季邑在1998年第6期《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一文指出,蔡和森早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就已经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期《近代史研究》还有张庆海《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一文,张对陈文关于列宁首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来界定社会性质及蔡和森在中国首先使用同一概念来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关于“半封建”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均指社会形态,亦即社会性质,但列宁使用的“半殖民地”概念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或一些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主权所处的半独立地位,纯系国际关系的范畴,并不是指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人在1929年正式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之前一直沿袭经典作家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标准,并没有人使用“半殖民地”来表述社会性质。
金式武在1998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的《招魂研究》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古代的招魂(招死者之魂)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人相信人生时神形相依,而始死之时灵魂却一度离开形体,即灵魂出窍。为了使游离的灵魂再返回形体,就必须招魂。一般的仪式是:用死者生时衣服作标志,把离开形体的灵魂招来附于衣服上,而后将这衣服覆盖死者的尸体,使神形再次结合,最后把尸体与灵魂一同葬入坟墓,甚至还要插上招魂幡。古人称这种使游离的灵魂再返回形体叫着“复”,这种仪式就叫着“复礼”。
李明滨在1998年第3期《华侨大学学报》发表的《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极受推崇。从18世纪起,俄国知识界就广泛评价中国古代文明,而涉猎最深和接受影响最大的,则是俄国文坛泰斗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不是一般地阅读中国文化经典,而是下功夫研读,并且摘选和汇编成各种文集。同时,他还写评论,用以丰富自己的学说。他不止一次地承认受到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表示喜爱中国文化。托尔斯泰不懂中文,他是借助于英译本的《四书》来了解中国文化的。1905年12月4日他在写给我国留学俄国的学生张庆桐的复信中这样写到:“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著作的注疏了”。文章还介绍说,托尔斯泰有交往的中国文人有两位,一位是上面提到的张庆桐,另一位是辜鸿铭。他们之间未曾见面,仅有书信往还,却也能解托翁的“中国情结”。
茅海建在1998年第6期《档案与史学》发表的《试析中英浙东之战》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中,清方组织的反攻一共有两次。其一是广州之战。1841年5月21日夜清军在珠江上小有攻势,第二天就被早有准备的英军反扑下去,此次进攻在军事上并无价值可言。其二是浙东之战,即反攻浙东宁波、镇海、定海三城之战。若从军事学术意义上来检讨,可以认为,浙东之战是鸦片战争中清军唯一的稍具组织规模的反攻入侵之敌的作战。文章认为,就是这次重要的战役,组织指挥相当拙劣,透视出清朝内部的许多问题。文章以大量史实说明,战争虽然投入了不少的兵力,但真正用于进攻的兵力却严重不足,且排兵布阵也让人感到蹊跷。文章说,从1841年10月18日命将出征,到1842年3月10日反攻开始,前后143天,调兵万余,选将上百,耗帑数百万,结果换来的是不到4小时的骚扰性质的作战。清廷尤其是道光帝原本准备在浙东平原导演一场威武英烈的壮剧,永载史册,而人们看到的却是一出饱透酸楚的滑稽戏。
单强在《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以分成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和城市市场三种贸易体系。农村集市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最基本的层次。乡镇市场上连城市,下通集市,成为城乡商品交流的桥梁,处于中级市场的地位。城市是现代工商业和金融信息中心,拥有十分完备的全方位市场功能。近代江南乡镇市场不仅面广量大,其专业化趋向也日益明显,而庙会与茶馆交易以及市场经纪人的活跃,为透视江南乡镇市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